卖家拿出了有买家签名的活羊收条，买家却一口咬定与自己交易的另有他人。买家提供了自己向他人微信付款8次的记录，这些转账与卖家手中的活羊收条是否关联？检察官反复翻阅案卷，层层剖析案情，终于找到这一不当得利纠纷案件背后真实交易的蛛丝马迹。

 2024年6月，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接到一位外市羊肉摊主章某的申诉，要求检察院支持其请求秦某返还全部不当得利的诉求。章某称自己与秦某曾有过买卖合同纠纷，在该案中法院判决其支付秦某活羊款和利息共18万余元。因自己未及时履行，秦某申请强制执行。2023年8月2日，法院从他账户中扣划了43000余元发放给秦某。同月17日，章某称在双方均不知法院扣划的情况下，自己与秦某达成庭外和解，当场支付17万元，该案执行完毕。事后，章某发现法院还强制扣划过43000余元，于是反过来向秦某讨要43000余元不当得利。这时秦某拿出章某签名的活羊收条，以章某另欠35600余元羊款为由主张抵销，双方争执不下诉至法院。

据章某所说，该收条为自己向东北郑某购买活羊时所签，加上案卷中的另一张收条，和郑某一共交易2次，并已经分8次向郑某付清羊款，现不知为何35600余元的收条跑到了秦某的手中。这张收条未写出卖人信息，此前不当得利纠纷原审中，章某未提交向东北郑某付款的记录，也不能证明秦某手中的收条明面上的出卖人是郑某的这一事实。原审认定秦某是35600余元活羊的出卖人，并作相应抵销，仅支持章某部分请求。章某不服向法院申请再审，因不能证明8次付款记录与秦某手中活羊收条的关联性，被裁定驳回。

“案件的关键在于找到关联起8次微信付款记录与秦某手中收条的证据。”为还原真相，检察官逐条勘查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，仔细翻阅卷宗，终于发现了转机。秦某提过他的羊来自草原牧羊的郑某，二人合作数年，关系密切，35600余元的羊是他让郑某出面交易的。

根据秦某之前的陈述和微信聊天、转账记录，检察官对秦某进行调查询问，其承认之前买卖合同纠纷的羊都是自己直接与章某交易，凭证上都会写自己是出卖人，因二人已有纠纷，但又不肯放弃生意，遂决定让上家东北郑某出面与章某交易，因此案涉买卖明面上与章某交易的是郑某，其实是自己先向郑某进羊，再转卖给章某，故而郑某将章某签名的收条交还给自己。

为进一步固定郑某本人未与章某交易，且双方不存在其他性质的款项往来事实，检察官询问秦某时，当场通过“浙江检察”APP连线郑某，郑某证实了这一事实，表示自己从未卖过羊给章某，微信收款都是代秦某所收，随后都转给了秦某。

面对调查的情况，秦某提出抗辩，称除案卷提到的两笔交易外，自己还让郑某出面卖过羊给章某，章某支付的8笔款项中有部分是另外几次的羊款，但这几次的凭证在两次官司结束后已经扔掉，无法提供。为排除章某和郑某之间还存在其他交易的可能，检察官调取案发时间段前后几年章某的微信账单，发现章某与郑某之间只有案涉的8次转账。远程询问中，郑某也表示有印象的是案卷中的2张收条，是否存在其他交易，时间久了不记得了。这进一步说明章某所述的可能性较大，而秦某所讲还存在其他交易的可能性较小。在出示完证据并释明法理后，秦某表示可以和解。同时，章某也提出和解的想法。

2024年3月，浙江省法检两家联合出台《关于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法检协同化解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要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贯穿于民事监督案件审查、审理全过程，强化监督前检察和解协同。考虑到本案标的小，双方有和解意愿，为避免章某多次长途奔波的诉累，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，保护民生，余姚市检察院决定举行公开听证，并邀请法院原审承办人列席听证，参与检察环节和解。检察人员灵活运用该院《“四明”和解工作办法》，发挥公开听证优势，联合法院承办人、律师、人民调解员在听证会现场促成章某、秦某和解。

听到微信收款32000元的声音后，疲惫的章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“检察官、法官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吧！凌晨早市结束，我匆匆从外地赶来。今天我能与秦某和解，感激你们两家为我做的努力。32000元对一个在半夜市场卖羊肉的小贩来说是笔辛苦钱，谢谢你们帮我要了回来。”